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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天朗气清，彩旗招展的日子，当人们还在为纪念90前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自己给自己整出一台和谐晚会而自得其乐不思蜀时，不知还有多少人会记得时光回溯到90年前的那个午后，当青年群众振臂呐喊行到赵家楼曹公馆前时，是谁挑起火把第一个掷向了赵家楼的横梁。是当时的学生领袖傅斯年，还是有史考证的俞劲？你或许会觉得这样的考证在笼统的五四精神前没有任何讨论的必要，但是试问当我们口口声声要秉承五四精神，争做和谐先锋者时我们能说出几个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
1919年五月二十六日，当青年学生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发文第一次泛泛的将这次群众游行定名为“五四运动”时，他可能不知道他正为这场运动定下的基调将被后世引用近百年，但是这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却清晰的明了他们正在创造历史，他们想要变革社会。这种变革不同于同时期我们邻邦国度里的阿三青年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不同于200年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的阶级暴动。这种变革是在我们这片奉行了几千年封建帝制的国度中所特有的由青年人所推动的国家变革。从王安石的太史变法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维新变法再到胡适陈独秀的五四运动，甚至于以后的8平方事件，在每一次的历史变革中我们都能看到国家青年作为变革主力军的身影。他们摇旗呐喊，他们奔走相告，他们拼死上谏，他们视死如归。他们明晓作为一个青年身上所肩负着国家道义，民族荣辱，他们也坚信他们之所作的一切定将写进历史，也许彪炳史册，也许无人问津，但是他们相信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会映进史书的一角，他们也希冀他们所做的一切能够成为后世青年奋进的起点，并不断超越。时光荏苒九十年，当我们今天为了纪念所谓的“五四精神”，穿着丁装马裤神情激昂的为帝王唱颂歌时我们是否会想到，相比彼时的青年我们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一切早已变得面目全非，我们已被劫持。
现在看来，五四时期军阀鞑乱，南北异治的局面创造了一个在没有强大政治压力下的“自由宽容，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个如狄更斯笔下所叙述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用一个艺术学院发给我的词形容这个时代，那就是“孟浪”。这种孟浪不是历史凭空造就的，也不是周作人，胡适，陈独秀等人兴之所至一时推动的。作为历史经验的积淀，我们可以找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为五四狂欢遗留下的军事变革经验，也可以找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所遗留下的政治变革经验，以上两种经验的失败使五四重新洗刷了一切，并找到了变革一切的问题来源，那便是文化革命，在我看来五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更多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的成功革命。
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结局，胡适在国军败退后远渡美国，傅斯年随蒋家避退台湾，陈独秀也在一次次政治失利中病故，这样一群身怀壮志报国愁的青年或许永远也不会想到在他们一一百年之后，那些他们曾经愤力提倡引进拯救国民的两位先生“德先生”，“赛先生”在历经一个世纪的尘埃雨露后，我们后世的青年还不能对他们有一个客观的审视和对待，我们的政府能正确的给五四运动一个确切的历史定位，却不敢还原出当时的历史原貌。我们的国家机器让我们有选择的阅读了历史，一个个“爱国青年”在这个民粹主义盛行的年代高喊着口号，挥舞着双臂，在QQ签名上加上了满是红心的签名，假使你这时伫立观看不加入他们，你就会被定性为“卖国贼”，如切格瓦拉所说“人的思想是可以像工业品一样被复制的”。今天的我们依然保留了九十年前青年的愤怒与狂躁的破坏力，却失去了妥协，思考的判断力，如此种种，我们还能超越九十年前的激昂吗，或者说我们还能回到九十年我们出发的那个圆点吗？
如果再过一年，十年，若干年，我们能在北京皇城根的五四纪念雕像中，在那一个个纵深向前，目光坚定，呼啸呐喊的身姿中偶然找出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一个个被我们所曲解，挟持了的风云斗士，那也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了。
今天写多了，最后借用食指在69年写下的《相信未来》结尾：“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五月四日背不进单词而记感想于图书馆